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和理论的状况，也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公法私法区分论的实际状况。
他说，在任何一个疑难案件中，不同的原则会导出彼此竞争的类推适用的方式，而法官必须按照他所认为什么是最好的，来就这些不同的方式做出选择。{20} [美]A·塔尔斯基：《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载[美]A. P.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5、86页。
{89}当然，哈贝马斯所说的主观权利并非意指人格权，但基于人格权属于权利的毋庸置疑的前设，{90}哈贝马斯对主观权利的历史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拨开笼罩在人格权之上的迷雾。卡尔·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一书中这样解释通说的权利：它是法律为了满足某人的需要而赋予他的一种‘意思的力或‘法律的力。关键问题是人格权独立成编后，其作为法典的形式理性如何兼顾？ 根据马克斯·韦伯构建的法律社会学概念体系，形式理性被视为是与实质理性对立的范畴。{60}从已经公布的民法典草案{61}来看，学者所谓的人格权部分的形式美感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即人格权独立成编之后内容过于单薄，{62}仅仅不足30条，似很难与物权、合同等编辉映。王利明：《再论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第24页。
它们大致等同于哈特所谓的普遍权利或自然权利。{13}价值的法律理论是我对宪法法定论者的概括，与作为法学流派的价值法学并无关系。[23] 如果说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性质方面的变化为法心理学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平台的话，那么早期心理学家的工作则致力于开创这一领域。
[55] 在后见之明的优势和推测之下，一些作为运动衰落的可能原因要素浮现了出来。正如预料，虽然另外的一些人拥有心理学或法学的博士学位，并且有兴趣在此领域中有所建树，但是绝大多数的需求来自于那些刚刚想在法心理学领域有所发展的本科生们。事实上，他采用意志力（volition）这一术语描述自愿行为——其实这一术语业早已被冯特（Wundt）引入进了心理学。Training in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Issues from a legal educator's perspective.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197-204. [68] Hafemeister, T., Melton, G. B. （1987）。
Leg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Review, 36, 13-26. [48] McCarty, D. G. （1929）。[52]该书见解深刻，尽管是写于65年之前，其中关于心理学和法学概念的讨论出乎意料地竟是当代的。
实际上，我们仍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即在法心理学中，当法律确实注意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会就这些极少的事例进行庆祝。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 White, G. E. （1976）。用一种稍微不那么悲观的观点来看，为了确保历史不再重演，一种可能的办法就是我将会对我所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当然，诸如法学与心理学家（ law and psychologists）或者——如我羞于承认一个同事和我以前曾建议的——心理学法学家（psycholegologists）[78]都过于繁琐。
Training and career options in psychology and law.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205-216; Wexler, D. B. （1990）。[83]较其它名称而言，法心理学（Legal psychology）这一术语具有很多优点：第一，它足够广泛，涵盖了心理学与法学相交叉之处所有领域的内容。Law-related courses and programs in graduate psychology departme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267-278; Hafemeister, T., Ogloff, J. R. P., Small, M. A. （1990）。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assessment （8th ed.）。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hite, G. E. （1972）。法心理学领域的此类运动又会帮助确保法心理学的持续成功。
此外，诸如社会学法学与法律现实主义的运动导致了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心理学，融合到法学院课程设置中。[47]1929年出版的《律师心理学》（Psychology for the Lawyer）一书为迈卡蒂（McCarty）所撰写。
对于心理学来说，对法律制度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很重要的是法心理学家要探索可能发现横跨广阔法学的丰富问题。从法律本身来定位法心理学问题，而不仅仅把其当作是心理学现存领域的延伸，只有这样，法心理学家才能够协助把他们与法律制度相关的研究工作的机会最大化，并可能对法律制度有一些影响。更多的文献，参见Brigham, J. （1999）。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是失败的。并且，在一本支持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发展的一书中，凯恩斯（Cairns）把《在法庭证人席上》称作是鲁莽、狂妄的小册子。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o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1, 314-355. [28] Munsterberg, H. （1908）。
Training and career options in psychology and law.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8, 205-216. [79] See, e. g., Otto, R. K., Heilbrun, K., Grisso, T. （1990）。Measurement of confusion between similar trade names. Illinois Law Review, 19, 320-342. [44] Hutchins, R. M., Slesinger, D. （1928）。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23, 200-235; Roesch, R., Grisso, T., Poythress, N. （1986）。Professor Munsterberg and the psychology of testimony: Being a report of the case of Cokestone v. Munsterberg. Illinois Law Review, 3, 399-455. [30] See also Moore, C. （1907）。
此外，其它的一些活动，诸如用于教学的法心理学主题的一系列录像带正在制作之中。事实上，很多拥有少许法学能力的心理学家跳槽到法心理学进行研究，只会生产出有效性受到怀疑的研究成果。
鉴于法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的广泛范围（使我们）对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历程有更好且更精妙的理解，法学与心理学之间重叠之处是在不断扩展的。（一）、花易其名亦芬芳？领域的命名与释义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引起诸多困惑与关注的问题：法心理学这个领域该如何称呼。因此，仅仅知道何种类型的审前公开能够影响陪审团是不够的，例如，（还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以及媒体是怎样影响他们做出决定的。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34] Wigmore, J. H. （1909）。
[56] 另外，20世纪30年代之后，心理学学科的内在压力也阻止了法心理学的继续发展，事实上，法学领域中的保守者的强烈反对，也限制了此领域中改革者的影响。The MacArthur Treatment Competence Study. I: Mental illness and competence to consent to treatmen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9, 105-126; Grisso, T., Appelbaum, P. S. （1995）。
Soci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A historical view and an overview.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5, 101-120; Twining, W. （1973）。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37, 675-713. [77] Small, M. A. （1993）。
尽管弗洛伊德（Freud）[24]在维也纳向法官做的演讲中提到了借助心理学来解决法律问题，[25]但一般认为雨果·闵斯特伯格是法心理学之父。因此，令人惊讶且不安的是，相较而言，培训和职业问题几乎得不到关注。
现在我们的领域看似强大，但实在太容易有——以及太危险的——洋洋自得。 五、需要增加法心理学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法学使用心理学就像是醉汉需要灯杆——需要支撑多于照明。在这个意义上，法心理学是（或者说立志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真正领域，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领域来发展。[33]有趣的是，当威格摩尔[34]对闵斯特伯格[35]的批判被熟知并被广泛引用时，事实是在其文章中，威格摩尔曾指出，尽管在那时心理学能为法学提供的东西很少，但当心理学变得可被应用时，法学便会关注到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成果。
本文讨论了到目前为止，可能导致法心理学运动相对失败的12个原因。Yellow psychology. Law Notes, 11, 125-127. [31]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Bersoff, D. N. （1996）。
Measurements of the accuracy of recollection. Science, 2, p. 761. [40] Watson, J. B. （1913）。法学和心理学融合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或许是一个冗长乏味的过程。
这与另一个因素有关：因为法心理学家们来自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他们可能把自己定位于心理学的传统领域，而不是法心理学领域。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Twining, W. （1985）。